争议焦点：本案核心矛盾在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内部权限、私刻公章以公司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收取的购房款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在此情形下，该购房合同是否有效，公司应否继续履行交房义务，以及相对方经办人知晓部分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是否影响合同效力，成为全案最大争议与难点。
基本案情：2001年，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某，以公司名义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授权代表孙某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四川某星投资公司购买XX大楼两层房屋，总价4042万余元。合同加盖了双方公章，并在产权监理处办理了预售备案。四川某星投资公司随即支付首款4000万元，款项进入白某以公司名义私设的银行账户，当天即被全部转走，其中2200万元用于偿还白某欠孙某个人的债务。事后查明，白某所用公司公章及财务章均为私刻，其擅自处分单位资产并占有资金，最终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追缴违法所得返还公司。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以白某涉嫌诈骗、孙某涉嫌共谋犯罪为由，拒绝认可合同效力，四川某星投资公司遂诉请确认合同有效、交付房屋并支付违约金。
裁判结果：一审判决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返还4000万元购房款及利息，驳回其他诉请。二审改判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交付案涉房屋，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支付购房余款，并协助办理权属登记。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两次申请检察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两次抗诉，案件历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持及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2日作出（2023）最高法民再50号民事判决，最终维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案涉购房合同合法有效，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应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交付房屋并协助办证。
武汉千思律师解读：
本案极为典型地展现了职务行为、刑民交叉与合同效力认定的深层规则。难点在于如何切割法定代表人的犯罪行为与公司对外民事法律行为的关联。白某构成职务侵占罪，所涉为其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而本案争议的是公司与相对人之间的外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二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分别评判。核心裁判规则是，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即使加盖的印章系私刻，只要未超越其职权外观，即属于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法定代表人谋取个人利益、侵害公司利益的犯罪意图，并不影响其代表公司签订合同的效力，公司内部管理失控和损失应向个人追偿，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相对人。延伸分析，相对方公司经办人孙某虽明知部分房款将用于偿还个人债务，但该明知超出其代理权限，无证据证明公司对此知情或有过错，不能等同于相对方法人明知，故不改变合同整体效力。这一认定对规范公司治理、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市场诚信具有重要指引价值。企业在商事交易中，应信赖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公示效力，同时必须强化内部印章和账户管控，否则将面临内部人员犯罪而外部交易仍须实际履行的双重风险。对于相对方而言，尽到对签约代表身份和授权的合理审查义务，即足以保障合同权利，不因对方内部纷争轻易丧失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