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焦点
本案存在三个层面的争议：其一，陈某飞可否就涤除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登记事项提起诉讼，即司法是否具有可介入性；其二，司法在何种情形下可以介入判定涤除，即司法权介入的判断标准；其三，在司法判定涤除的情况下，变更登记的具体程序要求如何确定。
基本案情
某装饰公司成立于2017年，股东为章某林（持股31.04%）、某咨询合伙企业（持股51.72%）及陈某飞（持股17.24%）。公司章程约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执行董事担任法定代表人。2022年5月20日，陈某飞因与公司大股东章某林出现严重分歧，向公司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辞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及分公司一切职务，并要求公司在十日内办理变更手续，但公司未予配合。此后，陈某飞请求监事明某召开股东会未果，遂自行作为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召集临时股东会，提议由章某林继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2023年2月1日临时股东会召开，章某林及某咨询合伙企业投反对票，议案未获通过。陈某飞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公司办理涤除其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登记事项。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驳回陈某飞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某装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办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陈某飞及全体股东应予配合；如公司届期未予办理，则应于同一期限内办理涤除陈某飞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
武汉千思律师解读
本案确立了法定代表人、董事辞任后涤除登记的系列裁判规则，对破解实践中“欲辞而不能”的困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于辞任的法律效力，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根据公司决议和同意任职而形成委任关系，该法律关系源自委托合同，可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关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定。据此，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有权通过提出辞任的方式单方解除委任关系，辞任的书面通知送达至公司时即发生辞任生效的法律效果。
关于司法介入的条件，裁判确立了“穷尽内部救济”的前置标准。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涤除不仅关乎解除委任关系，还需公司内部自行形成决议选举继任人选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若公司内部可以自行解决，法院任意介入将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因此，只有在辞任方穷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赋予的全部权利后仍无法实现身份涤除时，司法介入才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案中，陈某飞已先后请求监事召开股东会、自行召集临时股东会并提出明确继任人选，但因持股比例有限，提案未能通过，已穷尽内部救济手段。
关于董事辞任后的善后义务与合理期限，《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辞任董事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仍应继续履行职务。但该义务应限定在合理期限内，防止公司恶意拖延。本案陈某飞自2022年5月发出辞职通知至提起诉讼已近一年，公司除其自行召集的临时股东会外未作出任何改选决议，明显超出合理期限。法院据此判决公司限期变更登记，逾期则直接涤除，并明确登记事项空缺的不利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本案的裁判要旨可归纳为：法定代表人、董事的辞任通知送达公司时生效，公司应在三十日内选定继任者并办理变更登记，期间原任者应继续履职；若公司未在三十日内主动变更，且辞任方穷尽内部救济仍无法实现变更，司法介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该规则为司法实践中处理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纠纷提供了清晰的判断标准和操作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