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2日，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派出所拖人进女厕群殴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民警张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实刑。此案的司法结论是清晰的——三名执法人员因故意伤害罪获刑。然而，一个更为棘手的法律追问却未在判决中获得回答：当孙先生被民警强行拖进女厕、多人围殴之时，他本人是否有权当场还击？ 或者说，如果当时孙先生奋起反抗，刺伤或打伤了施暴民警，法律将如何评价他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妨害公务、袭警乃至故意伤害？
这个问题触及法治社会的深层悖论：国家垄断暴力的正当性，建立于暴力被用于保护公民的前提；一旦这种暴力反噬公民，公民能否以“私人暴力”对抗“国家暴力”？ 本文将从国内规范体系、域外司法经验、理论争议前沿及规则构建路径四个维度，就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一、中国法视野：规范缝隙中的解释空间
（一）刑法第20条的文义开放性
我国《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此条款以“不法侵害”为核心要件，并未将侵害主体限定为“非公职人员”。从文义解释出发，只要客观上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无论侵害者身份为何，防卫权均可成立。当警察的暴力行为逾越执法权限、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故意伤害时，其行为属性已从“执法行为”异化为“个人犯罪行为”——此时，执法身份不应成为防卫权的阻却事由。
（二）指导案例144号（张那木拉案）的类比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44号确立了如下裁判规则：对于使用致命性凶器攻击他人要害部位，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行凶”，可以适用特殊防卫。
该案中，周某强虽非执法人员，但其身份具有特殊意味——他是张那木拉先前求助的“在交警队有人脉”的中间人，其暴力行为混杂着私力报复与“准权力”滥用。法院在裁判理由中明确指出：从侵害方人数、所持凶器、打击部位等情节看，以普通人的认识水平判断，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已经达到现实危害人身安全、危及其生命安全的程度-1。
将此逻辑迁移至执法人员暴力情境：当多名民警将公民拖入无监控封闭空间，使用器械或徒手攻击其要害部位，其暴力强度与危害程度完全可能达到“行凶”标准。若公民在此情境下实施反击，至少在法理上存在适用特殊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空间。
（三）袭警罪司法解释的“逆向解释”可能
2025年两高《关于办理袭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人民警察执法活动存在严重过错的，对行为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此条款虽旨在阻却对错误执法的“袭警罪”追诉，但其法理逻辑具有溢出效应：当执法行为存在“严重过错”时，公民的对抗行为获得出罪空间。这一规范立场，与正当防卫制度中的“不法侵害”判断具有内在一致性——严重过错的执法行为，正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法侵害”。
（四）本土司法实践的沉默与分歧
遗憾的是，迄今尚无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直接回应“对警察暴力能否防卫”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对此保持审慎沉默。这种沉默源于双重顾虑：其一，承认对警察的防卫权可能冲击执法权威；其二，个案中区分“合法执法”“执法过当”“纯粹暴力”存在事实认定困难。然而，回避不等于问题不存在。西宁案中，若孙先生因反抗而致民警伤亡，法院将面临无法回避的价值抉择。
二、域外镜鉴：美国法中的“对抗执法暴力”规则
（一）联邦宪法框架：合理性标准与防卫权的隐没
美国法中，公民对警察暴力的现场反抗长期处于法律灰区。联邦最高法院在Graham v. Connor（1989）案中确立了“客观合理性”标准，即判断警察使用武力是否过当，应“从一个理性警察在面对紧张、快速演变的现场情境时的视角出发”进行判断。这一标准是事后审查标准，而非对公民现场防卫权的授权。
在Carter v. City of National City（1994）案中，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处理了与此相关的程序问题：地区法院向陪审团同时给出“正当防卫”和“过失”指示，上诉法院认为这并未违反Graham案确立的客观标准，因为该指示并未要求陪审团从警察主观视角判断，而是要求其判断理性警察在当时情境下应如何行为。此案显示，在民事诉讼中，公民的“正当防卫”抗辩可以作为对警察过当用力的回应，但从未被承认为现场对抗的合法依据。
（二）qualified immunity的制度屏障
美国公民对警察暴力行使防卫权的最大障碍并非实体法，而是程序性的qualifified immunity（合格豁免权）制度。在Rivas-Villegas v. Cortesluna（2021）案中，最高法院重申：即使警察行为构成违宪，若能证明该行为未违反“明确确立的法律”，仍可豁免民事责任。法院强调，“明确性在第四修正案语境下尤为重要”，不能以抽象的原则（如“不得使用过当武力”）否定豁免。
这一规则形成强大的制度惯性：警察暴力即使被事后认定为违法，公民在现场也无权“明知”其违法。合格豁免权制度的逻辑预设是：执法人员有权获得“合理错误”的宽容，而公民应通过事后诉讼而非现场反抗寻求救济。
（三）failure to intervene的辅助机制
值得注意的另类路径是failure to intervene（未能干预）责任。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Abdullahi v. City of Madison（2005）案中确立：当一名警察有理由知道同僚正在使用过当武力、且有现实机会干预时，其不作为构成独立的宪法侵权。此规则虽非赋予公民防卫权，但通过科以警察相互监督义务，间接压缩了集体施暴的空间。
（四）域外经验的实质启示
美国法经验表明，普通法传统对“公民对抗警察暴力”持高度审慎立场，其制度重心并非现场防卫权的确认，而是事后救济机制的完善。这种审慎源于对“暴力升级”的系统性担忧：若法律明确承认对执法者的防卫权，可能鼓励公民以暴力对抗合法（虽有过当）执法，导致警民冲突恶性循环。
三、理论争议：国家暴力垄断原则与防卫权的边界
（一）正当防卫辅助性理论的核心命题
浙江大学徐万龙副教授在2024年发表的《论正当防卫的辅助性》一文中，系统回应了“警察在场时公民能否防卫”的问题。该文的核心论点是：根据国家暴力垄断原则，正当防卫作为私人暴力，旨在填补国家保护的不足；相较于警察的危险防御，私人的正当防卫处于辅助地位，两者存在严格的顺位关系。
据此，作者提出区分两种情境：
“狭义在场”：警察身处现场且能有效制止不法侵害——公民无正当防卫权；
“广义在场”：警察不在现场但可及时赶到——公民无通知、等待警察的义务，可径直防卫。
（二）辅助性理论对“警察施暴”情境的适用困境
然而，辅助性理论的前提是警察代表“正”、公民防卫代表“权宜之正”。当警察自身成为不法侵害者时，这一前提崩塌。此时不存在“国家暴力”与“私人暴力”的顺位关系，因为所谓的“国家暴力”已背离其规范目的，沦为纯粹的个人犯罪。
梁根林教授在论述防卫过当时指出：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在于“以正反击不正”，而“正不必向不正让步”。当警察的暴力行为逾越职权界限，其在规范评价上已丧失“正”的属性，不应继续享有执法者身份带来的程序特权。此时，公民面对的不是“执法权威”，而是“持械暴徒”。
（三）法确证原则的双刃效应
正当防卫的传统法理基础之一是法确证原则——防卫行为不仅保护个人法益，更确证法秩序的不可侵犯。然而，当侵害来自法秩序的执行者时，法确证原则呈现出复杂面向：一方面，允许对执法者防卫可能冲击公众对法秩序的信赖；另一方面，若完全禁止对执法暴力防卫，则无异于承认执法者拥有“法外施暴”的特权。两难之中，更符合法确证精神的立场或许是：通过严格限定防卫权的成立条件，既否定执法暴力的合法性，又防止防卫权被滥用于对抗合法执法。
四、规则构建：中国语境下“对执法人员防卫”的教义学框架
综合前述研究，本文尝试提出如下规则框架，供理论批判与司法实践参考：
（一）基本原则：防卫权成立，但严格限缩
公民对执法人员严重违法的暴力行为，享有正当防卫权。 此立场的规范依据在于：当执法行为逾越职权边界、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暴力取证等犯罪时，该行为在法评价上已丧失“执法行为”属性，回归为“个人不法侵害”。此时，执法身份不构成防卫权的阻却事由，亦不自动将防卫行为定性为“妨害公务”。前述两高关于袭警司法解释第四条中“执法者过错”处理规则，即体现了行为人正当防卫的内涵。
（二）类型化判断：从“执法外观保留”到“暴力脱逸”
防卫权的成立，核心取决于执法行为的违法程度与外观保留状态。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明显暴力脱逸（防卫权成立）
典型情境：如西宁案——无执法必要性（仅因插话）、选择无监控空间（女厕）、多人围殴、造成轻伤以上后果
规范评价：行为完全脱离执法目的与程序，外观上已无任何“执法”特征
防卫权限：可行使一般防卫权；若暴力强度达“行凶”程度，可行使特殊防卫权
第二层次：执法过当但外观保留（防卫权受限）
典型情境：为制服抗拒抓捕的嫌疑人，但打击部位、强度明显超出必要限度
规范评价：行为兼具“执法”与“过当”双重属性，外观上仍可辨识为执法行为
防卫权限：原则上应优先采取申辩、事后投诉等非暴力对抗手段；仅在暴力强度已现实危及生命或重大健康时，可行使限度内的防卫权
第三层次：合法执法（防卫权不成立）
典型情境：执法程序与强度符合法律规定
规范评价：行为具有违法阻却性，不构成“不法侵害”
防卫权限：无防卫权；对抗行为可能构成妨害公务或袭警
（三）证据规则：举证责任的分层配置
鉴于执法人员暴力案件常发生于监控盲区（如西宁案中的女厕），证据规则应予特别配置：
基础事实证明：公民主张防卫权，应首先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证明执法人员实施了暴力行为；
职权滥用推定：若执法人员选择无监控空间执法，且无合理解释，可推定其具有规避监督意图；
执法正当性举证：在上述情境下，举证责任转移至执法方，由其证明暴力行为的合法性、必要性及比例性。
（四）程序衔接：防卫权与职务犯罪的界分
承认对执法人员的防卫权，不等于鼓励公民以“防卫”之名对抗所有执法行为。程序层面应建立以下衔接机制：
先行拘留原则：对涉嫌暴力执法的执法人员，应先由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再进行刑事调查，避免执法人员继续处于可影响证据的地位；
异地管辖常态化：涉及执法人员暴力的案件，应原则上由异地检察机关侦查、异地法院审判，切断利害关系；
防卫认定的独立性：对公民防卫行为的定性，不应以后续对执法人员定罪为前提；只要现场情境足以使理性人相信面临严重不法侵害，防卫权即可成立。
结语：权力的异化与权利的归位
西宁女厕案终审判决，惩戒了三名施暴民警辅警，却留下一个未被回答的根本问题：当派出所成为危险场所，公民是否只能“逆来顺受、秋后算账”？
本文的结论是：法律不应强求公民在被警察暴力伤害时保持绝对的“理性克制”。正当防卫制度写入刑法的根本目的，是在公权力鞭长莫及之处，为公民留下自救的权利空间。当公权力不仅“鞭长莫及”，反而“持鞭相向”时，这一权利空间非但不该消失，反而更应清晰呈现。
当然，承认防卫权不等于鼓励暴力对抗。从“西宁女厕”到“张那木拉案”，从“国家暴力垄断原则”到“执法过当的客观判断”，法律需要在双重焦虑中寻找平衡：既不能因噎废食，以“维护执法权威”之名纵容权力滥用；也不能矫枉过正，以“全面防卫权”之名鼓励对抗合法执法。
这个平衡点的确立，需要立法、司法、学理的协同努力。但至少，我们可以确立一条底线共识：警徽的重量，是责任的承诺，不是暴行的豁免。当执法者选择以暴力践踏法律时，法律不应再以“执法身份”为其提供庇护——这不仅是对孙先生们迟来的正义，更是对“正当防卫”制度立法初心的真正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