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焦点：被告人史某宾盗窃岳父财物价值101.17万元，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本案难点在于：史某宾无任何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其盗窃对象为姻亲（岳父），动机源于婚姻感情纠纷引发的泄愤，案发后财物已返还并取得被害人谅解。能否依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案件特殊情况”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如果可以，是否只能在下一个量刑幅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内减轻，还是可以跨两个量刑幅度判处更轻刑罚？
基本案情：史某宾于2019年结婚，后到岳父丁某华经营的玻璃纤维制品厂工作并居住于厂内。2021年9月，因夫妻感情破裂，史某宾离开工厂，不久妻子提出离婚，史某宾对丁家人心生不满。同年10月14日，史某宾到厂内办公楼二楼卧室，窃取柜中4个铂金坩埚（价值101.17万元），用废旧铁棒头、电极掩盖后带出工厂藏于家中。10月16日，岳父发现丢失并查看监控怀疑史某宾，电话通知其到厂。史某宾转移赃物后到厂拒不承认，岳父报警。史某宾被带至公安机关后，经妻弟劝说承认盗窃并告知藏匿地点，妻弟将坩埚取回。10月21日，岳父出具谅解书请求从宽处罚。
裁判结果：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盗窃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史某宾上诉请求进一步从轻处罚，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1日作出刑事裁定，不核准并发回重审。雄安新区中院重新审理后于2023年12月28日改判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再次报请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4日裁定核准该判决。
武汉千思刑事律师解读：
本案核心法律问题在于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适用，即“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号）第八条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虽然姻亲（岳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但本案裁判明确参照该条文精神，认为史某宾与被害人系关系密切的姻亲，且盗窃动机为婚姻感情纠纷引发的泄愤，事后返还财物、认罪认罚、取得谅解，应当从宽处罚。
本案难点与裁判规则突破在于：通常情况下，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且无法定减轻情节，量刑起点即为十年有期徒刑。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核准了下两个量刑幅度的判决（即从“十年以上”减至“三年以下”，实际判处二年六个月）。法院认为，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并未限制只能在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减轻，结合具体案情，必要时可以在下两个量刑幅度判处刑罚。这一裁判要旨为类似“亲缘关系盗窃但非严格近亲属”案件提供了重要参照。
辩护人可借鉴的思路包括：第一，积极促成财物返还和被害人谅解，即便涉案数额巨大，谅解仍是法院酌情从宽的关键因素；第二，论证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家庭纽带（如姻亲、同居共财关系等），参照司法解释中“偷拿近亲属财物”的从宽精神；第三，挖掘犯罪动机的非恶性因素，如本案中的婚姻感情纠纷引发的泄愤，区别于纯粹的贪利型盗窃；第四，主动申请启动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特殊情况”核准程序，并争取跨幅度减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类减轻处罚必须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程序周期较长，辩护人应提前做好量刑协商和程序沟通，确保判决最终能够获得核准。